1937年10月的一天炒股基础，太原兵工厂的车间里弥漫着机油和铁屑的气味。
刘贵福把最后一把中正式步枪擦干净、放进木箱，直起腰的时候，脊椎骨发出轻微的咔哒声。
他已经连续干了36个小时，眼白里布满血丝，手指被枪油浸得发黑。
推开车间大门，雨幕里突然传来报童嘶哑的叫卖声：“平型关大捷！八路军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千多人！”
刘贵福愣了一下，两步冲进雨里，用两个铜板换来一份被雨水打湿的《抗战日报》。
他看着报纸上的内容，脑子里转着几个念头：自己这双手修过的枪能堆成小山，可那些枪今天替这个军阀抢地盘，明天替那个队伍打内战，没有一杆真正用在外敌身上。
他之后的一个决定，为中国军工史翻开了新的篇章。
刘贵福是山东宁津县惺悟寨村人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完，17岁的刘贵福跟着工匠李金昌进了冯玉祥练兵基地的修械所，正式开始学修枪造枪。
这孩子脑子灵光手也巧，不到一年就从三等学徒升到了一等学徒。
此后十几年，他辗转在阎锡山的炮厂、孙殿英的修械所、十五路军的修械所干活，走到哪儿都是厂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。
在河南信阳十五路军修械所当工匠时，他还琢磨出了一种“枪弹自动规正器”，子弹上膛的时候能稳稳当当地自动送入枪膛。
到1937年，他在太原兵工厂已经干了9年，从学徒熬成了技术骨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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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年他修的枪不计其数，1936年冬天，厂里拉回来一批从绥远抗战前线运回的武器，刘贵福打开一个木箱，整个人愣住了，箱子里20多支步枪，几乎每支枪托上都有暗红色的血迹，有一把枪的准星上还嵌着一小块碎骨。
刚满18岁的学徒赵小栓怯生生地问：“刘师傅，这些还能修吗？”刘贵福没答话，拿起那支准星嵌着碎骨的步枪，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取下那块已经发黑的骨头碎片，然后拿起锉刀，一点一点地打磨准星。
那天晚上他在本子上写了一句话：“我们造的枪，本应为守护山河而鸣响。可这些枪上的血，有多少流自同胞的身体？”
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心里的犹豫，那天晚上回到潮湿的集体宿舍，工友们都睡了，刘贵福却毫无睡意。
他点亮油灯，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皮箱子，里头整整齐齐码着他攒了多年的家当：各种规格的锉刀、游标卡尺、手绘的枪械图纸、几本翻烂了的德文机械手册。
最下面是一张用油纸包着的全家福，16岁离家前那个春天，他和父母在村口老槐树下拍的唯一一张合影。
窗外的火车汽笛一声接一声，一列列军车正连夜往南开，风声里隐约传来军官们的对话：“阎长官可能要放弃太原，兵工厂的机器要拆运过黄河。”
他知道不能再等了。
第二天开始，刘贵福悄悄联络信得过的工友。他把想法一个一个说给大伙儿听，去投八路军，去延安。愿意走的跟他走，不愿意走的也不勉强。
消息传开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到最后连他在内，拢共凑了16个人。
这些工友大多跟他一样，在太原兵工厂干了多年，手里都有真本事。
他们一路往南走，途中碰上了同蒲铁路工人自卫队二分队指导员赵国强。
赵国强听说他们是太原兵工厂的技工，眼睛都亮了，当即告诉他们临汾刘村有个八路军办事处，去了那里就找着了路。
一行人到了刘村八路军办事处，接待他们的是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和八路军兵站部部长杨立三。
听说来了17个会造枪修枪的工人，两位首长亲自出门迎接。
彭雪枫当时就说了一句话：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”那段时间延安兵工厂正缺技术工人，这17个人来得正是时候。
办事处给他们配发了军装，又专门挑了战士一路护送，跋山涉水把他们送到了延安。
到延安后，刘贵福被分配到柳树店红军兵工厂，一上来就当了枪炮科科长。
延安的条件跟太原兵工厂比起来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
设备简陋得没法看，主要原材料就是铁路道轨和废旧钢铁，大部分活儿都得靠手工。
但刘贵福和工友们不在乎这些，他们钻进去就开始干活。不到两个月时间，光轻重机枪就修好了100多挺。
1938年11月，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。地面上的人只能干瞪眼，没有高射武器，眼睁睁看着炸弹往下掉。
上级给刘贵福下了个任务：把机枪改成高射机枪。
一没有图纸，二没有材料，三没有专用设备，但刘贵福带着人硬是干了六天六夜，把两挺马克沁机枪改造成了高射机枪。
枪身上的油漆还没干透就连夜送上了清凉山和宝塔山。第二天天刚亮，两挺高射机枪就已经架在了山顶上。
1938年底，军工局决定自己造步枪。刘贵福和工友孙云龙等人开始设计模具和样枪。
他们以捷克式卡宾枪为基础，根据八路军打游击战的特点，大胆简化零件，想办法让手工也能大批量生产。
造枪管没有深孔加工设备，就在车床上用深孔钻一点一点钻；没有拉膛线的机器，就用冷挤压的办法把膛线压出来。
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设计了一种折叠式三棱刺刀，直接连在枪上，平时贴在枪杆旁边，肉搏的时候按一下键钮一甩，刺刀自己就弹开固定住了。
1939年4月25日，样枪造出来了。
几个满手老茧的工人围在一间简陋的工棚里，盯着这支枪看了很久，谁也没说话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造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步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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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10月，刘贵福带着他设计的那支“无名式马步枪”，和封域中等300多名技术骨干一起从延安出发，穿越敌伪层层封锁线，到了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军工部。
他被任命为军工部技师，后来当了黄崖洞兵工厂副所长。
在太行山的条件比延安还艰苦，造枪的钢材都是从白晋铁路拆下来的铁轨，民兵们夜里去拆，白天运到兵工厂。
枪托用的是太行山上的核桃木。
1940年5月，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根据刘伯承提出的要求，步枪是近战武器，200米内打得准就行，越轻越灵巧越好，把设计新枪的任务交给了刘贵福。
刘贵福吸收了日本三八式、国民党汉阳造和延安无名式马步枪的优点，对折叠式刺刀做了进一步改进。
1940年7月，新枪试制成功。
全枪只有3.36公斤，口径7.9毫米，体积小、打得准。三棱刺刀经过淬火增加了强度，平时反贴在枪管上，肉搏时一甩就自动展开固定。
刘鼎带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，彭德怀、左权看了之后当场肯定。
那天正好是8月1日，这支枪被正式命名为“八一式马步枪”。彭德怀看到枪管上的瞄准星，说了句“天下第一准星”。
随后军工部给各兵工厂发了统一图纸，要求停止生产杂牌枪，统一批量生产八一式马步枪。
从1940年8月到1945年抗战结束，一共生产了8700多支。
这些枪源源不断地送到前线，成了八路军装备数量最大、使用最广泛的制式步枪。
抗日前线每一个端着八一式拼刺刀的战士，手里都攥着他的心血。
他带出去的16个工友炒股基础，后来散落在各个根据地的兵工厂里，成了人民军工的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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